今年距我们1968年离开学校下放农村整整50年了，春节过后2月份，初二（4）班李萌静同学牵头建立起“合肥师院实验中学微信群”，之后同学们又自发组织起“合肥师院实验中学老三届毕业离校5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组”。在筹备组成员的精心筹划组织和同学们的支持参与下，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，各班有联络员负责联络通知，传达信息，目前报名参加11月4日纪念会活动的校友已达600多名。活动的主题是“回忆一所学校，怀念一段青春，感悟交流人生”。同学们组织了合唱团，原学校宣传队同学排练了舞蹈，有同学吟诗作画，初三同学陈庆法半年前就开始收集学校和同学们的老照片，制作了多集音乐相册《我们在回忆》纪念专集。有些外地同学届时将千里迢迢，从省外或国外赶回参加纪念活动。大家都心系母校，怀念母校昔日的辉煌，怀念在校园里度过的那一段青葱岁月！有的同学虽因种种原因不能重返母校参加聚会，也时刻关注着纪念活动的信息，心向往之。此时此刻，在感动之余，也再一次想起当年的学校生活和可亲可敬的老师们。

   我进实验中学是1965年，小学升初中的考场就在初中部教学楼，还记得那年语文考试作文题是《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》。考试那天天气炎热，学校安排得有条不紊，为考生们准备了大桶的绿豆汤，考前在教学楼南边空地排好队，有高年级学哥学姐引导带入教室，我所在考场是孟蔚理学姐（以后知道的名字）带队的，她端庄美丽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！不久我和小学同班同学丁二农都收到了实验中学录取通知书（当年合工大附小就我们俩报名，更多的同学选择了离家近的合肥七中），那个暑假特别开心，因为那时的实验中学和合肥一中同样负有盛名，都是合肥市乃至全省最好的重点中学。一中离家远了点，而实验中学，正是我们所一心想往的学校！9月初开学报到后，我们对学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学校是60年代初在安徽科技学校基础上成立的，师资力量雄厚，配备的老师教学水平都很高，有些是合师院教过大学的老师。学校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，教学管理规范，校园各项文体活动也丰富多彩。不仅高考升学率在全市名列前茅，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的成绩也是数一数二，不是团体冠军就是亚军。学校的图书馆、实验设备等条件都很好。记得到学校不久，有段时间学校的高音喇叭经常播放歌曲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，原来是有几位高年级学哥被解放军空军部队选招上飞行员了，正在准备为他们送行。那时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如火如荼，社会风气良好，学习雷锋、焦裕禄、欧阳海等英雄模范人物，好人好事蔚然成风。提倡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，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下乡劳动，到附近农村参加秋收，我们初一学生也参加过不止一次。记得有一次是到建校附近的郊区农村收割麦子，吃住都在那里，劳动了一周左右，好像是附近有麻风病人隔离居住处，学校得知后怕有传染急忙下通知把我们这批学生撤离回城。

  对学校整洁优美的环境印象也很深。那时校园正大门在北边，通向屯溪路。进大门面对的是初中部的教学楼，共三层，初一年级6个班的教室都在二楼，我们初一（2）班和初一（1）班教室门对门。教学楼旁边和道路两边草木葱茏，有花坛，有很多冬青树和松柏树等。高中部教学楼在南边（即靠近现在的黄山路），两栋教学楼之间有一条道路是校园的中轴线，靠近初中部教学楼的东边是图书楼，西边是大礼堂。学校开大会和文艺节目表演都在大礼堂，学校的老师们曾在舞台上演出过多幕话剧《年青一代》，我们的班主任叶平衡老师也在其中扮演角色。有一次文艺汇演，我们班几位女同学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表演了一个越南舞蹈，是高一的朱珍学姐教我们的。大礼堂平时也是学生吃饭的地方。记得我们走读生中午在学校吃午饭，每人一盒铁罐子装的蒸饭，菜是每班一个木桶装，由轮流值班的同学用一个大铁勺分给大家。高中部教学楼南边是一个开阔的大操场，体育课、运动会和同学们平时锻炼都在这里，有球场和沙坑，单双杠等体育设施。记得那时学校很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，除了开全校运动会，有时举行年级运动会和以班级为单位的象征性长跑。记忆中参加过年级运动会的400米接力赛跑，我班姚玫同学短跑速度快，跑第四棒最后冲刺。也参加过一次初一年级的女生跳高比赛，几轮比赛下来剩下我和初一（3）班的林华同学，我最后一次起跳失败，林华得了第一，我名列第二。学校东边的围墙外是农田和水塘，我和同学邓钟等上学放学一般从屯溪路走，有时放学也从东边小门出去走小路，穿过一大片农田，经过党校和军区到我们合工大校园里的家。
  我们68届初中生在校只上了一年课，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就停课了。短短的一年中，对教过我们课的老师也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叶平衡老师教语文，她业务能力强，课教的好，一心扑在教学和班级管理上，和同学们的接触也最多。叶老师上课从不是“一言堂”，而是紧扣课文提出问题，师生共讨论，得出正确答案。这种教法对我们提高阅读能力、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大有帮助，尤其是对思维能力的提高更有好处。记得有一次，学校在我们班安排了一次语文观摩教学，是在高中部一楼的阶梯教室上的课。辛艰校长等领导和语文教研组的老师都来听课。叶老师备课认真，准备充分，对课文“白求恩二、三事”讲解清楚透彻，同学们也对叶老师提出的问题竞相举手回答，师生互动的氛围非常好。整堂课下来一气呵成，有张有弛，生动活泼，是一次很成功的观摩教学。辛艰校长和老师们都说这堂课上得好，尤其对我们班同学的活跃思维和学习主动性大为赞赏。教数学的张治同老师年纪稍大些，慈祥和气，也是十分敬业。据说当时是学校级别最高的几位老师之一，他讲课深入浅出，数学公式推理每一步都交待得清楚明白。有时遇到个别调皮或听课、作业不认真的同学，他也毫不留情的在课堂上批评。他大概是合肥人，一口合肥话常常会令同学们忍俊不禁，甚至引起哄堂大笑。教外语的杨剑侠老师虽然年轻，却有着被打成右派的历史，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，他普通话中带有明显的广东口音，但说起英语却很流利，教学也是认真负责。杨老师在后来文革中又被批判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改革开放后移居香港。有一段时间，副校长庄福祥曾教过我们班政治课。体育老师张本忠，音乐老师左正纯，还有教地理、生物的老师，虽然现在想不起她们姓名，但她们当年的模样都还记得。老师对同学们都很关心，有段时间叶老师要求同学们按家庭住地就近组成课外学习小组，在一起复习功课做作业，同学之间互相帮助，很受家长和同学的欢迎。张治同老师还亲自到部分小组辅导过数学。感谢这些老师们，在我们宝贵的一年学习生活中，诲人不倦，谆谆善诱，给我们传授基础知识，教我们掌握学习方法，使我们打下了中学阶段最初一年的各门学科基础。
  不久到了1966年暑期，一场史无前例如同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我们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的学生学业被突然中断，从此共同经历了人生道路的逆转。两年之后的1968年10月底开始，又都先后离开了学校，奔赴青阳、宿松、临泉、长丰等地农村的“广阔天地”，开始了插队劳动的“知青”生活......
  转眼50年过去了，回忆母校感慨万千。岁月改变了很多，但始终未变的是我们对母校的感情，对老师的敬重和对同学情谊的珍惜。曾经的母校——合肥师院实验中学，她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，是我们青春起航的原点，是我们老年叶落归根的精神家园！
  在回忆50年前学校生活和老师的时候，不由得也想起4年前一次重返母校的情景。那是2014年4月8日，在离开学校46年之后，走进了黄山路北侧的合肥二中校园，即我们当年就读的实验中学旧址。那次去，主要是为了看望原实验中学的老师马道珍。马老师早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，先是分配到合肥一中工作，一年后调实验中学校长办公室。文革前任过初一（3）班班主任，教过初二（4）班语文。80年代初我在工作中巧遇她时，她在合肥市招生办公室工作。那时我在一个民主党派办的外语专科学校做教务工作，招生时和马老师有过工作上联系。后来报考了安师大的自学考试，和马老师也时有接触。当知道她是原实验中学老师时很自然的就有了一种亲近感。记得曾到她二中的老房子去过，那时她家住在校园东北边的旧平房，还没有搬到南面后盖的楼房，家里当时还有一个高龄的老母亲。曾经在马老师退休以后打听过她，二中老师说是去美国儿子家探亲了。
  2014年再次见到马老师时她79岁了，看上去一点不显老，还和过去一样清廋，但气色精神都还好，只是老伴沈老师已在几年前去世了。马老师生活简朴，虽已年近80，家务活都是自己做，每天中午要为上中学的孙子做一顿午饭。平时用笔记记日记（她说是为了防止老年痴呆），听听音乐。马老师话语不多，为人朴实，从心里我一直把她视为我的恩师。记得当初参加安徽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自学考试，到市招办（自考办）报名和拿成绩单时，经常就能看到她，她总是鼓励支持我，当我每次报考的课程都顺利通过时，她也由衷的为我高兴。
在和马老师交谈中，得知原先教过我们音乐课的左正纯老师就住在马老师家北面一栋楼，在马老师家门外走廊看到了她家的阳台，于是顺便也去看望了左老师夫妇（左老师的老伴丁佑涵老师是原实验中学高中语文老师）。左老师年轻时在陶行知办的学校学习，我还记得她上课时曾讲过冼星海，好像是做过冼星海的学生。左老师91岁，腰不太好，走路比较慢，但头脑很清楚，说话也很清楚。她告诉我丁老师差10个月就100岁了，他们夫妇俩都能如此高寿实在难得！看到丁老师面色红润，除了耳朵有点背，其他都很好，一个儿子和媳妇住在家里照顾他们。尽管他们都不认识我（左老师教过很多班音乐课，不会记得我这个几十年前的学生了），但我见到他们却感到很愉快，很亲切。他们家客厅的墙上，挂着陶行知的名言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还有丁老师自己书写的：”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”。这既是丁老师夫妇对当年老师陶行知的纪念，也是他们自己为人师表的真实写照。我给坐在客厅的两位老师连同他们背后的字画都拍了照片留念。
  看过三位老师之后，在二中校园里转了好一会，见原来校园的平房早就拆了，学校的老建筑只留下一个我们当年上课的初中部教学楼，还有一个东边的图书馆楼。时隔46年，再次走在母校旧地，心里激动，感慨很多。虽然学校自1969年整体下迁到阜南以后已不复存在，老师们也流散到各个学校和单位，一切都已成为历史，但我们曾经的校园，曾经的老师和同学，曾经在这里度过的一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都是我们终身难忘的。
  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现在回忆起那天重返校园的情景，还像昨日一般清晰。只是令人伤感的是，四年中丁佑涵、左正纯老师已先后离世。回想起来，能在他们在世时看望过他们一次，多少感到一丝安慰，他们的形象也永远留存在记忆之中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