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雪芹的家族任江南织造时，因屡次接驾造成巨大银钱亏空。康熙心知肚明，也曾设法弥补，例如让曹雪芹祖父曹寅及苏州织造李煦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；又命曹、李两家垄断江南人参生意……
    大概是皇上的照顾力度仍然不足，曹、李两家还是不断向主子申请新“项目”。有一年，曹寅就主动提出：能不能把全国14座税关的铜斤采购交我一人承包？
    在清代，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，由国家垄断铸造。外省不论，在京师，则由宝泉局、宝源局包揽，所需大量铜斤原料，通过税关采买供应。每年共需铜斤350万斤，此前分别由张姓、王姓两位官商承包，承包条件是每年上交白银5万两。
    曹寅深知这里大有油水，可怎么才能把这块肥肉夺到口呢？他提出一个诱人的计划：朝廷先借我10万两银子做本钱，经我精打细算、开源节流，每年可上交银子12.5万两（是张、王两家的两倍半）。连办8年，总数就是100万两——除去预支的10万两，8年可向皇上贡献90万两盈余。
    这个计划的确有竞争力。因为这钱是直接交付“内库”，也就是皇上内务府“小金库”的。如此一来，皇上8年可多收50万两，康熙又焉能不动心？
    不过康熙并没有马上答应，他还要看看另一方的反应。果然，张、王也不甘示弱，马上提出新方案：每年上交14万两白银，8年下来，连本带利122万两。刨去预支的本钱，比曹寅的估算总数又多出22万两。
    当然，张、王也知道曹家腰杆硬，于是退让一步，愿意在提高承包金的前提下让出一部分铜斤给曹寅。
    最终经内务府合计，康熙把铜斤交给三人共同办理。于是乎曹家硬是虎口夺食，从张、王手中夺得龙江、淮安等五关铜斤，三家共同预支本钱10万两，而8年交库白银122万两。
    这场暗流涌动的皇家“工程招标”至此尘埃落定。然而这样一场风波，颇值得深思。
    首先，铸币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如此严肃的工程中，皇帝偏偏要来“抽头儿”，在原材料上分肥取利，充实私囊。此行此举，不免令人齿冷。号称勤政廉洁的康熙尚且如此，此前此后的历代君主，又是如何见缝插针、巧取豪夺，可想而知。
    其次，此事让人得以窥见封建时代“国家工程”的贪渎真相。承包商最初交纳的承包金额只有每年5万两，曹寅一下把这个数字翻了一番。经过博弈，最终的金额竟相当于最初的280%——也就是说，如无曹寅“半路杀出”，在这项国家工程中，“奴才”比主子赚得还多得多！难怪曹、张、王几家争得你死我活。
    此事引发的第三点思考是，跟现代某些工程招标不同，发包人康熙同时又是利益相关人，绝不会因贪图承包者的一点小恩小惠，放弃终极利益——因为国家这份“大产业”就是皇上自己的。而某些现代工程发包者，自认为是替国家打工的，自家钱包的厚薄比国库的盈亏更重要。若让他们来主持这场争端，他们大概会在收下张、王的大“红包”后，仍以5万两的低价让对方续包。至于曹家，如果没有更大的“红包”伺候，判其出局的理由并不难找。
    现如今，封建皇帝早已灰飞烟灭，国家属于全体人民。不过我们倒是希望那些手握大权的“打工者”有那么一点“帝王”心态，看好国家这份大产业，千万不要为了自家腰包的那点儿甜头糊弄事儿。且不说那甜头跟国家和人民的大利相比不过只是蝇头之血、鼠尾之脓，单说若为这点小利翻身落马、家破人亡，那也不是什么划算生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