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景帝时，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冤案。御史大夫晁错为了巩固汉朝的江山，力主削藩，因而得罪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地方诸侯王。诸侯王们打着“清君侧”的旗号群起反叛，景帝为了平息叛乱，答应叛王们的要求，处死了晁错。
    其中还有一个小细节：晁错直到临死都没察觉自己是在赴刑场，因为被骗说是到市中巡查，所以直到被斩时身上穿的还是朝服。这个细节说明，他是被当做交易筹码出卖的。
    整个事件牵涉到多方面的利益，各方纠缠争斗，都面临生死安危的抉择。
    太常袁盎是当事一方。他任太常之前，曾经被朝廷派出做吴国国相。当时吴王刘濞已经是地方上非常强大的势力，反叛迹象十分明显。朝廷派袁盎为吴国国相，显然他有监察吴国的任务。赴任之前，他侄子袁种说：“吴王骄横已非一日，如果您到那里认真履行职责，吴王或者上书对您诬告，或者会直接将您杀害。保住自己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日日饮酒，替吴王隐瞒不法。”为了保住自己，袁盎如侄子所说不理政事，并禀报朝廷说，吴王遵守法令，无谋反企图。吴王非常高兴，给了袁盎许多金钱作为报答。
    身为御史大夫的晁错，对袁盎的失职严加纠察，袁盎被免为庶人。吴王联合其他六国举兵造反后，晁错打算严审袁盎，了解吴王的叛变计划。袁盎得知此事，意识到使自己安全的唯一方法，就是置晁错于死地。于是他托人传话给景帝，说吴楚七国之所以起兵，正是因为晁错削藩的主张。只要杀了晁错，七国之乱就会不压自平。
    晁错是当事的另一方。他深得景帝宠信，令许多朝臣不满；力主削藩，又引来藩国仇恨，也处在生死险境之中。他的父亲问：“你主张削藩，使得皇家骨肉疏远，朝廷大臣怨恨，究竟为什么？”晁错回答：“不这样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，其实后面也隐藏着他寻求自身安全的意图。晁错认为，只要天子独尊，国家稳定，自己就会安然无恙。
    景帝是当事的第三方。作为皇帝，他自然不愿意看到地方势力一天天强大，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。因此，他选择重用晁错。但七国之乱发生后，面对诸侯王“清君侧”的叫嚣，面对袁盎等人蛊惑，他也相信，只要杀了晁错就会天下太平。在朝廷安全与晁错性命之间，他选择了前者。
    吴楚七国是当事的第四方。他们的根本利益，是保证自己封国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上的自主，与中央分庭抗礼。晁错是他们达到目的的障碍，一旦这个障碍消除了，他们只会在既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决不会罢手收兵。所以，当景帝杀了晁错后，派人到吴国下诏，吴王刘濞说：“我已为东帝，接谁的诏旨？”
    在生死紧要关头，袁盎的选择自私自利，手段也十分卑劣；吴王掀起叛乱，分裂国家，都不值一提。倒是晁错、景帝的选择，值得我们思考。晁错把自身安危寄托在皇帝身上，事实证明这种选择并没能有效地保护他。在皇帝眼里，江山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但即使是出于对江山的考虑，景帝的选择也错了。七国之乱平定后，一个名叫邓公的人批评景帝说：“晁错担心诸侯强大无法控制，所以力主削藩，使国家得万世之利。但是计划刚开始执行，您就杀害了他。这样做是内杜忠臣之口，外为诸侯报仇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景帝也表示同意。
    景帝的错误选择，是他对自己以前正确方针的一次动摇。就是这次动摇，令自私者全身、爱国者丧命、野心家嚣张。亦可见，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者，明辨形势，坚定不移地支持、保护国家忠臣是多么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