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子在《大略》篇中指出，“义与利者，人之所两有也。”①这种义利并存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，基于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探讨。荀子认为人皆生而有欲，好利之心是出于“情欲之性”，好义之心则出于“知能之性”。他强调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，但人亦有义，并将“义”看成人区别于禽兽之处。

    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否认人对欲望的追求，但只要论及人有“求利”的欲望，就认为是一种庸俗的行为。因此，道家主张绝欲，认为只有绝欲的人精神上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。宋明学者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对于“利欲”的问题，也是采取消极的态度。荀子则不同，他对“欲”采取的是积极的、正面的态度，充分肯定“欲”存在的必然性，并认为欲具于性，不可去除。他说：“性者，天之就也；情者，性之质也；欲者，情之应也。”②也就是说，人的本性是自然造就的，人的情感是本性的实质，人的欲望是情感的反应流露。应该正视欲望，不要将求“利”的行为看成洪水猛兽，加以禁止。当然，荀子也强调若不加节制的顺着人的自然本性发展，势必导致“物不能澹”，从而产生争夺冲突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繁荣。因而，应该以礼义导养欲望，使之合理，以礼义节制欲望，使之合度。可见，荀子是以“生而为性”为立说的根源，不以食色之性为恶，而以“求之无度量分界”为恶。

    荀子固然认为人生而有欲，是生之所以然，但他也认为人亦且有义，在义利之间，仍有其取舍。利欲和好义是人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心理，好义是人最可贵的地方。他说，人生亦且有义是人之所以有别于水火、草木、禽兽之处。对于“义”的解释，荀子更多的时候是把“义”与“礼”连用，称之为“礼义”，并把“礼义”视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，具有至上性。他说，“义之所在，不倾于权，不顾其利”，“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”。在荀子看来，“凡性者，天之就也，不可学，不可事。礼义者，圣人之所生也，人之所学而能，所事而成者也”③，换言之，荀子认为本性是自然生成的，不可经过学习而成、不可人为造作；礼义是圣人创建的，可以通过人的后天学习和努力做到的，礼义可以感化纠正人的性情，引导人遵守秩序。

    总之，荀子将人性分为“情欲之性”和“知能之性”。“情欲之性”是指对利的追求，而“知能之性”是指对义的坚持。情欲与知能并存，所以利与义也是并存的。可见，利与义并存的思想，正是由其人性论发展出来的。

    荀子义利观的主要内容

    荀子的义利思想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，使其既能正视人的求利之心，又深知顺其情欲、不加节制会使人性沦为恶乱。因此，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，荀子提出了内容丰富而多元的主张，较之先秦诸子的义利思想更为客观合理。

    先义后利，以义制利。荀子虽然坚持性恶，但不同于法家。法家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，并以追求功利为人生要务。而荀子则明辨义利，认为虽然追求名利是人之所欲，但人有知仁义法正之质，能仁义法正之具，因此能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，能够做到先义后利。同时，荀子也认为义与利是相互依存的，“利”是“义”得以体现的前提，而“义”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规定和调节“利”。因为欲多物寡，若放纵人的本性，顺着人的情欲，必然发生争夺，破坏社会秩序。因此，荀子主张“以义制利”，就是通过礼义来调节人们的欲望，达到义与利的和谐。荀子这一思想基本承袭了孔子所说的“见利思义”和“见得思义”，但与孔孟又有所不同：孔孟更为强调是作为道德价值的“义”，荀子则兼论“义”、“利”存在的事实。

    义利兼重，以义变应。诚如上言，荀子所讲的“义”，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意志，而是将“义”与“利”结合，承认“义”与“利”具有同时存在的可能，并把“义”作为调和二者冲突的应变之道。这个“义”在荀子看来，就是为人处世、治理国家的标准。一方面，荀子把“义”视为辨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。在荀子看来，君子是以“义”作为处世准则，能够做到以义应变，按照礼义法度来推类世间万物法则，身处其中，既能修身，又能义荣、势荣兼有，实现“君子两进”。而小人则不然，不知以义应变，而是以利处世，此种处世方式，义与利无法兼得，实则两废。另一方面，荀子还将“以义应变”用于政事方面。认为国君治理国家，若能以义变应，广纳贤才，罢黜邪恶之人，国家定能国泰民安，君王“以义应变”既是修养自身，也是国家富强、人民安康的良方。

    以义为利，兼利天下。“以义为利”一词，源自《大学》，“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”意思是一个国家不能把“利”当做利益，应该把“义”当做利益，这是肯定利的存在价值。荀子对此也持肯定态度，提出“公义胜私利”、“义为公利”等主张。荀子反对一味追求私利而不顾公利，认为所追求的“利”必须在遵循“义”的前提下才能实现，此利绝非个人一时的私欲，而是最大多数人的利，是兴天下之利。墨子是功利主义者，虽言重义，但目的是求利，而荀子是在重义的道德价值前提下，正视人的求利欲望，并以欲望的满足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。同时，荀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价值观冲突的时代，他不再遵循孔孟自忍自制自觉的内在道德秩序的路线，而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，希望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理想。

    综上所述，义与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。它们各自代表不同的道德价值选择，同时又同属于利益范畴。因为坚持“义”能给人带来“利”，“义”与“利”不是绝对对立的，可以经调和同时并存。可见，荀子的义利思想既不是唯利是图的极端功利主义，也不是道德至上的道义论，而是在义与利之间找到的和谐之道。

    对荀子义利观的评价

    荀子作为先秦“百家争鸣”的集大成者，在义利问题上，不仅承袭了儒家思想传统，并将其发扬光大，也理性地批判和吸收其他诸子思想，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义利思想。

    首先，继承儒家重视道德修养，又突破儒家提出通变。自孔子提出“以义为上”的理念，义利问题就成为儒家的重要命题，尤其是孟子提出“舍生取义”的主张，把“义”置于首要位置，并将“义”视为君子处世的准则。荀子与孟子在以仁义作为处世行事的准则问题上，基本是一致的。荀子也言：“君子养心莫善于诚，致诚则无它事矣，唯仁之为守，唯义之为行。”④这里的“诚”，其实就是仁义的体现。儒家还强调知识分子不仅要修养自身德行，还要以天下为己任。这方面，孟子提出了众所周知的“大丈夫”说法。荀子继承了孟子的“大丈夫”形象，提出不屈服强权、不考虑利益得失的“士君子之勇”。无论是“士君子之勇”还是“大丈夫”，都是以“义”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。所不同的是，荀子赋予儒者另一“应变得宜”的特色，给儒者刚毅形象添加了柔性。荀子并没有离开儒家“义以为质”的传统，但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，提出“以义应变”的主张，以处理错综复杂的义利冲突，同时又发挥“以义为利”的说法，将义化为公利。荀子打破了所谓的儒家重义而轻利的谬误，把儒家所坚持的道德价值精华更加深入透彻地阐发出来。

    其次，转内在价值为外在治道。荀子较孔孟而言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就是把公、私的概念引入了义利之辨。孔孟的思想中并不排斥利的存在与价值，公利与其提倡的“义”并不矛盾，但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没有明确提出“公义”的概念。而荀子把“公”与“义”结合提出了“公义”的观念，改变了孔孟思想中单纯强调“义”的内省意义，避免了儒家义利思想被批判只重个人修德，而忽视人有求利的实际现象。荀子是在坚持儒家重视“义”的道德价值前提下，主张正视人的求利欲望，使义与利同时存在具有可能性，进而使利在义的节制之下实现，而兼重义利。荀子主张的“以义制利”，更使“义”从孔孟思想中重内在价值转化而成为外在治道。荀子所说的“义”，对内可节制人的性情，对外可节制万种事物，的确是偏向外在功效而言。

    义利问题属于价值取向的范畴，先秦诸子对于义利的认知与取舍因立场不同而迥异。儒家视义利为判断是非的标准，故以义为道德价值的代表。荀子的义利思想既坚持了儒家的立场，又积极吸收了其他诸家的合理思想，不仅注重道德也重视利益，追求义利统一，这既超越了儒家，又有别于墨家的功利人生，亦有别于法家的功利治世，可谓是尽得诸人之所长，后卓然自成一派。环视当今社会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，义利问题显得更加复杂，重新审视荀子的义利观，也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灵感与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