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志愿报考1952年刚建立的合肥第二中学，为何不报考一中？因为上一中则要比原初中同班同学低一级，又是以“同等学历”被录取，面子上过不去。新建的二中在南门外韩家洼的坡地上，尚未竣工，高一（上）借合肥一中上课，至1954年春季才搬到新校舍。

所有课程均与初中衔接，唯独英语因初中程度参差不齐（有的甚至停上），一册高一上学期的课本，系林汉达编的《The Standard  English Reaclers For Senior Middle Schools Book One》，两学期也未上完。顺便提一下，林先生时任教育部副部长，不幸时运不济，1957年被划为右派。高二开始全国向苏联学习，改学俄语，从字母学起，到高中毕业时充其量达到初小水平。我们同时代的人，外语水平不高与国家形势有关。俄语带卷舌音，学生大多不会，韩邦德老师也是半路出家突击学的，有时也结结巴巴，勉为其难。校长周心抚是1928年入党的老革命，行政13级，他自诩是全国中学校长级别最高的，我们当然深信不疑（不过后来到北京才知道101中学校长是张太雷的夫人恐怕高过他）。他生活朴实，穿着与炊事员无异，管理严格认真，成天在校园转悠，值得尊敬。后来他任安徽文史馆馆长。他讲过有次被捕写了悔过书骗骗敌人，放出来后照样干。“文革”中自然被打成叛徒，吃了不少苦头。

二中学生全部住校，每班男生一间大寝室，红砖瓦平房。每天吹号起床，按时就寝，宛如一座兵营。伙食极其清苦（每月7元左右），早餐全是稀饭，近乎米汤，有时大家故意发出吸粥之声，响彻饭厅。总务陈主任在大会上要求同学们不要发出“那奇怪的声音”，引发一片笑声。午晚餐是米饭，每周加二次小餐，一次大餐。小餐者，鸡蛋炒韭菜之类也。大餐有时是红烧肉，8人一桌，由桌长分捡到碗中，仅两三块，大家眼都盯着，唯恐分配不公。苦读诗书，理所当然。

那时校风纯朴，杂念不多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女生较少，我们班上仅4位，恋爱者微乎其微。鲁业年与王延芬的“地下恋爱”在毕业后才真相大白，惊呼“这家伙真诡（鬼）！”对照今日早恋成风，只能哀叹人心之不古。学校以老教师为主，我在《二中的回忆》中已略作介绍，多是德高望重的表率，我等有幸得益于他们的教诲。1958年暑假回母校探望，方知不少老师命运坎坷，被划为××分子，甚者身陷囹圄，像英语老师郭明治等殁于狱中，令人感慨不已。

高中临近毕业，一是选择专业，将来干什么，二是物色大学。班主任任铸钧老师动员我上北京大学中文系。我与汽车有缘，确定为工科机械类。至于学校，清华已无任何悬念，已埋藏心中数年之久。早在50年代初，有部电影《民主青年进行曲》，是描写学生运动的，以清华园为外景，中西结合的校园令人向往。以后在书刊中经常读到名人往事，如钱三强、钱伟长、侯德榜、曹禺、闻一多、吴晗、梁实秋等等皆出身清华，羡慕不已。填写志愿时，有七个类别。每个类别可填三个学校，我前三个类别第一学校皆选清华大学。

我高中三年是努力认真的，但不疲于奔命，上课全神贯注地听，课后抓紧做作业，讲求效率。高考前夕，我还借了高尔基、契诃夫的小说来看，松弛脑筋。良好的校风、敬业的老师、和谐的氛围，是学有所成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。

高考考场设在第16步兵学校（现合工大北院）礼堂。酷暑炎夏，热浪滚滚，考了两天方感释然。扔下钢笔的次日，便突患疟疾（俗称打摆子），冷热交替折腾了数日。还暗自庆幸来得“是时候”，要是提前两天，不堪设想。

1956年8月18日，是预定发录取通知的日子，起了个大早，等待绿衣人（邮差）的到来。九点已过，心急如焚，按捺不住便往就近的梁发松家，一到门口见他笑容满面地告诉我，他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。他家离四牌楼邮局较近，故先收到。他大学毕业后在国防科研部门工作，不幸于前些年去世。我转身回奔，时见妈妈正拿着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在等我。红色“清华大学”四个大字跃入眼帘，啊，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。

（杨永清，56届校友。1983年至1992年，先后担任安徽省汽车运输公司总经理、合肥市经委副主任、安徽省旅游局副局长、安徽省机械厅总工程师）